资料图:上海洋山深水港。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美抨击中国成“家常便饭”对商业不利
中新社记者:如今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如何?中美关系又会怎样影响中美两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呢?
郑艺:很遗憾的是,美国国内有种共识,就是中国应当被当作战略竞争者,因此所有的政策都围绕着这一点来制定。在过去,抨击中国通常是在政治竞选的时候,但现在抨击中国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这对双边商业关系不利。
我们一直认为,商业互动交流对两国都有好处。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对美国也是好事。这对美国经济确实有帮助,它创造了就业机会,也带来了税收,而且会帮助消费者。但现在的政治环境焦点更多放在保护自己的市场上。美国正在实施保护性很强的政策,所以需要一段时间,事情才会明朗起来。中国公司必须弄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但我们倾向于继续与中国公司合作,发展中国市场,并且乐于看到中国公司在美国做得很好。
中新社记者:中美两国之间的商贸联系可否作为“护栏”之一?商界可以以某种方式来改善关系吗?
郑艺:商业关系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石,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增长巨大,在加强双边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外贸伙伴,仅次于东盟和欧盟。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2022年前7月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实际上增长了近12%。
两国在经济上是非常一体化的,无论是在贸易还是在投资领域。保持这些强大的商业关系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我当然希望这种商业关系成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护栏”。
资料图:美国客户参观“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中国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
中新社记者:纪录片《美国工厂》在中美两国引发热议,而曹德旺关于中美两国生产成本的比较,经中国媒体报道后也成为热议话题。中国在未来是否仍然是世界工厂?中国和美国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否已经改变?
胡润:看看过去20多年来中国创造的财富,最初房地产行业风头无两。大约10年前,制造业超过了房地产。如今,房地产在财富榜单上下降,而制造业继续保持强劲。不过,这两年有一个趋势,医疗保健行业增长显著。
郑艺: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中国一开始是一个低成本的制造基地,依靠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从中美贸易战开始,美方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关税,因此,制造商不得不把一些业务转移到像越南这样的其他国家。自疫情发生之后,制造商开始考虑如何调整全球供应链战略。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不想只作为一个低成本的制造基地,要向价值链上游发展,真正从劳动密集型、低成本、重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向更高端的制造,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这符合中国的利益。
我认为中国将继续成为许多产品的主要制造基地,但可能会远离低成本的制造业。中国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制造能力非常有竞争力。因此,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未来很多年里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中国未来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和重要战略市场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随着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消费活力也不断提升。今后,中国除了将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其是否也将长期作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十分重要的战略市场?
郑艺:美国商会的成员已在华经营多年,他们在中国进行的是长期投资。这些企业在中国经营,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国公司来华建生产基地,主要是为了对中国以外的市场出口;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大多数企业会员在中国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正如胡润先生刚刚指出的,因为中国市场潜力很大,所以他们在这里有很好的销售表现。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外国投资对中国市场仍充满浓厚兴趣,且将继续保持这种兴趣。
中新社记者:2013年,胡润曾说全中国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总数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但中国亿万富豪从事慈善的比例有待提高。近十年过去,中国企业家从事慈善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步?美国企业从事慈善有哪些成功经验可供借鉴?
胡润:慈善是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的事情,现在财富的创造速度太快,无法更快地捐赠出去,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我们做了一份100多年来全球范围内捐赠最多的慈善家报告,有几个中国人在上面。比如曹德旺,他捐赠了超过10亿美元,还有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比如已经去世的香港著名慈善家邵逸夫。美国与中国相比有税收上的优势,但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以非营利的方式有效地分布这些资本。
郑艺:我坚信中国会有更多的曹德旺和更多的比尔·盖茨,美国有一个更成熟的系统来支持慈善活动,正如胡润所说,中国需要一个更有利的税收制度来支持商业人士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秉持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朱鹮野外种群从1981年的7只增加到6000余只,藏羚羊野外种群从7万只增加到约30万只,在野外一度消失的野马、麋鹿重新建立起野外种群……这些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离不开这些年来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驾护航。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此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为了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坚持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的原则,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岳仲明表示,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实际需要相适应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及返回之旅,让世界看到了我国保护野生动物的成果。”岳仲明介绍,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于1988年制定,2004年、2009年和2018年三次修正,2016年进行了修订,“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加强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维护生物多样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5月至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评估野生动物保护法,广泛收集各方面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建议,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提供依据。 “检查中多地反映,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新形势下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执法检查报告显示,存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与相关法律衔接不够等问题,表明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完善。 对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广泛征求和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大限度吸纳民意、汇聚民智,科学决策。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修订草案印发各省(区、市)人大和中央有关部门、全国人大代表、研究机构、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征求意见,并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修订草案,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2022年8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共收到3806位社会公众提出的12057条意见,另收到来信11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介绍,社会公众主要就规范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放生等提出了意见建议,相关意见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作了体现。 修法完成后,推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已提上日程。岳仲明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快制定、完善相关配套规定,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 回应社会关切 加强外来物种防控、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近年来,诸如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损害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等新闻不时见诸媒体,引起社会关注。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修订中对这些社会热点问题也予以了积极回应。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岳仲明介绍,发现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控制措施。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屹表示,外来物种危害是全方位的,不仅导致本地物种灭绝、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退化以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更严重危害到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才能够实现因‘放’而‘生’。” 此次修法中,还增加了“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引导”等内容。“一些社会公众放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放生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做到合法有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表示,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此次修订中,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的细化也成为一大看点。 近年来,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些地方野猪等野生动物泛滥成灾,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农牧生产。“野生动物肇事的问题根源在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区域的空间重叠。”谢屹表示,得益于我国多年持续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但作为关键栖息地的自然保护地因为面积既定和生态承载力有限,导致了此类问题呈现加剧态势。 此次修法对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予以细化,其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和农业生产。 “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秦天宝表示,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因此诸如野猪等野生动物也被纳入其中。” 凝聚各方合力 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直接法律依据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工作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近年来,随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方面作用愈发凸显,此次修法新增的公益诉讼相关条款,对满足实践发展需要和破解制度发展瓶颈是关键一步。 “此前,依据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实际上已经‘隐含’在了公益诉讼适用的范围之内。”秦天宝表示,此次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则明确为检察机关等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这同时也有利于调动相关社会组织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唐家河保护区)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属2019年1月挂牌成立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2015年以来,四川省青川县某肉羊养殖场以及村民韩某某等长期在唐家河保护区内违法放牧,破坏了大熊猫及其伞护的野生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尽管唐家河保护区管理处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多次向有关主管部门书面报告,但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2020年5月,青川县检察院主动走访县内自然保护区时发现该案件线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同时,检察机关兼顾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养殖户合法权益,推动党委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养殖户退出自然保护区补偿问题,引导自然保护区原住居民利用现有资源发展乡村振兴产业中的重点项目、有偿参与国家公园管理。 “本案是中国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第一案,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胡卫列介绍,自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万余件,既涉及国家保护的陆生、水生野生动植物,也涉及动物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对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种群的保护等。 “如今公益诉讼条款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合力。”胡卫列表示,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调研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情况、制定相关办案指引,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 版式设计:蔡华伟 本报记者 张 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