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朋友圈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外国友人邂逅浙江渔村 在别样年俗中感知“中国年味”******
(新春走基层)外国友人邂逅浙江渔村 在别样年俗中感知“中国年味”
中新网宁波2月2日电(记者 林波)制作麻糍、采挖牡蛎、包宁波汤圆……2月2日，在中国过春节的外国友人走进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莼湖街道章胡村，体验海边渔村风情，感知“中国年味”。
莼湖依山傍海、良田肥沃、物产丰富，也由此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这种饮食文化有别于内陆地区，它讲究山珍、海味、田产融为一起，海鲜米豆腐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外国友人体验牡蛎采挖。 林波 摄据悉，海鲜米豆腐是奉化沿海地区一道独特的风味小吃，是春节家家必备的食品，为奉化乃至浙东所少有。
“非常鲜美。”今年30岁的李源(Nguyen Le)来自越南，是一名在中国学习的博士生，在体验完牡蛎采挖后，她把新鲜采收的牡蛎放进锅中，和米豆腐、肉丝、蛋丝等素材一起烹饪后，一碗热气腾腾的海鲜米豆腐就出锅了。
在李源看来，中国的年味从舌尖上就可以体验到，“麻糍的软糯、汤圆的香甜、海鲜的鲜美等，各种各样的味道组成了多元化的中国年味。”
咸齑黄鱼汤、笋干烤肉、贡品奉蚶……在章胡村文化礼堂，望着丰盛的菜肴，来自印度的Taiseer Hussain Nafea感受到了春节满满的仪式感，“春节汇聚了各种各样的美食，不仅人团圆，菜也‘团圆’。”
外国友人体验包汤圆。 林波 摄除了舌尖美食外，中国年味无疑也独具文化味。
“中国春节，家家户户都会挂红灯笼、贴‘福’字和窗花。”今年35岁的宝林(Paulina Kus Ariningsih)来自印尼，在她的记忆中，中国春节是热闹喜庆的，特别是春节期间，马路上也挂起了红灯笼，寓意着新年红红火火、福气满满。
外国友人体验年俗活动现场。 林波 摄将红色的竖条纸粘贴在灯笼的骨架上，再将光源放入其中……在宝林的手中，一个红色的灯笼雏形显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了解中国春节，才能读懂中国文化。”
“我的爷爷来自中国，我们家还保留着春节发红包的习俗。”来自印尼的婉徽(Karen Chow)今年18岁，她告诉记者，每一年的春节，长辈们都会给孩子发红包，“春节那一天家里人也会聚在一起，团圆是我对春节最初的认知。”
外国友人送春节祝福。 林波 摄事实上，从最初的穿唐装、吃汤圆、发红包，到现在的捣年糕、舞龙、舞狮，中国春节的年味和习俗正悄然在世界各地扩散、传播，“过春节”开始成为一种时尚和新的生活方式。
“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希望加强与中外青年学子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在渔村的人情味中感受扑面而来的中国年味，感受元宵文化的独特魅力。”奉化团区委副书记袁静接受采访时如是表示。(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