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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房住不炒” 推进土地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坚持“房住不炒” 推进土地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北京市本年度第四批次商品住宅用地集中出让工作圆满完成
导 读
今日，北京市本年度第四批次商品住宅供地工作圆满完成，6宗地全部顺利成交，用地规模约15公顷，地上建筑规模约32万平方米，土地出让价款约135亿元。
北京第四批次供地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人民至上宗旨，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决落实党中央“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奋进姿态，把党的二十大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把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转化为实际行动，稳妥推进商品住宅用地供应。
以需定供，合理布局，不断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使人民群众获得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商品住宅供地始终秉承满足人民群众合理住房需求的原则，不断提升购房人满意度。本次供应宗地周边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配套较为完善，未来可着力满足居民生活、工作需要。同时本年度大力推进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居住用地供应力度，从年内已成交供地项目看，超六成项目位于轨道交通站点周边。专家认为，北京从商品住宅供地端推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落地实施，加强轨道与城市建设时序协同及站点周边城市功能多元复合，推动轨道交通与周边用地融合发展，全面落实了“城市跟着轨道走”的发展要求。购房人认为，项目周边丰富的配套资源、便捷的出行条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缓解了出行压力，提升了对未来住宅的期望值。
推进“三保”工作，设置竞现房销售面积方式，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大力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中，北京土地市场切实履行政府责任，自2021年第二批次集中供地起采取竞现房销售面积方式，并结合实际效果不断推广，本次所有项目均设置此环节，且有3宗项目竞出现房销售面积。据统计，自集中供地以来供应项目中已实现现房销售面积约 27万平方米。现房项目充分考虑了未来企业资金回笼周期，在设置住房品质要求的前提下，预留了充足的利润空间，真实可见的房源提升购房安全感，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切实做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改善人居环境，推进宜居城市建设
为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提升城市发展竞争力，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促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现，北京市贯彻经济、绿色的建筑方针，继续坚持基本品质保障要求和高标准住宅建设标准的住房品质保障“多管齐下”，实施住宅高标准建设，从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太阳能光伏或光热系统等方面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同时鼓励项目实施超低能耗建筑，推进从“住有所居”向“住更宜居”方向转变，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首善之都。
以首善标准服务市场主体，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信心不断增强
北京土地市场以服务市场主体为导向，不断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从2021年底开始，采用预申请公告的形式提前向社会公布地块信息，地块周边市政材料及市政建设计划随预公告一并公布。与此同时，北京加强供地事前事后全方位服务，出让时落实“用地清单制”改革，将交通、水土保持、防洪、考古勘探等各类评估评价结果清单纳入土地供应招拍挂文件向社会公示，供地后加强手续审批统筹，提升审批效率，切实从“企业跑”向“政府干”转变。企业对此纷纷表示认同，认为北京信息发布及时全面，土地市场公开透明，竞买规则不断适应时代发展，企业在京投资信心更加坚定。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北京土地市场坚定信心、迎难而上，通过下大力气优化营商环境，采取有力措施激发市场活力，保障了土地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从成交情况看，北京落实国家各项房地产调控政策态度坚决，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从实际行动落实“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奋力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
今日成交结果如下：
1.朝阳区平房乡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一期）PF-44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约1.96公顷，规划建筑规模约4.9万平方米，最终由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建工地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以25.53亿元及竞报现房销售面积10000平方米竞得，成交楼面地价52092元/平方米。
2.朝阳区平房乡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一期）PF-45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约1.87公顷，规划建筑规模约4.67万平方米，最终由北京三元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24.38亿元及竞报现房销售面积10000平方米竞得，成交楼面地价52202元/平方米。
3.朝阳区崔各庄乡奶西村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29-321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约3.19公顷，规划建筑规模约7.09万平方米，最终由北京金隅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32.315亿元及竞报现房销售面积35000平方米竞得，成交楼面地价45601元/平方米。
4.石景山区老古城综合改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1608-626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约3.06公顷，规划建筑规模约7.08万平方米，最终由北京中海地产有限公司以28.4亿元竞得，成交楼面地价40116元/平方米。
本内容由储备中心提供
东西问｜尹仑：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中新社昆明12月14日电 题：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专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
作者 陈静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往往也是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中国是世界12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文化多样性亦非常丰富，56个民族创造了众多保护和利用生物物种资源的传统知识。这些传统知识不仅有巨大的商业与经济价值，还对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举行之际，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探讨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等议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传统知识？中国民族传统知识中蕴藏了哪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智慧？
尹仑：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定义，传统知识是指在长期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地方文化和环境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它属于集体，可以通过书面形式代代相传，也可以通过歌曲、传说、谚语、信仰、习惯法和土著语言表达。
在中国生态环境部2014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中，传统知识被划分为五个类别，分别为：传统选育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传统医药相关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技术及生产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文化、传统生物地理标志产品相关知识。
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以神山卡瓦格博(云南最高峰)为核心的传统信仰体系，这一神山信仰体系包括周边的300多座神山。村民相信神山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一切都属于神山，是不可侵犯的，如果擅自猎取或采伐，将惹怒神山，用暴雨和泥石流对村庄进行报复。在此基础上，当地藏族民众形成了禁止在神山砍伐树木，盗挖药材，污染泉水、河流和湖泊等相关传统习惯法。这些传统习惯法在客观上保护了神山及周围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资源，形成了事实上的自然保护区。
游客在观景台欣赏梅里雪山美景。李嘉娴 摄再以传统选育和利用农业遗传资源的相关知识为例。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基诺山的基诺族，从事以陆稻种植为主的轮作农业。当前，基诺族的轮作农业中保存着陆稻品种96种，根据其成熟时间和特点，划分为早熟品种16种、中熟品种35种、晚熟品种20种、糯稻品种25种，并在不同海拔高度和气候条件的土地上，按照不同年份种植不同品种，以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通过长期积累的认知经验和知识，保护和促进了基诺山陆稻品种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孕育了当地以陆稻种质资源为代表的农作物遗传多样性。
可以说，中国各民族传统知识在客观上保护了当地生物遗传资源的多样性，使这些地区成为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富有生命力，处于动态的变化和发展中。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工作人员在安装红外相机，用于监测拍摄野生动物。该保护区是最大的生物物种基因库。陈骥旻 摄中新社记者：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知识起到何种作用？
尹仑：传统知识在自然保护中的价值与作用，受到了COP15的重视。《昆明宣言》的17条承诺提到：“加强和建立有效的保护地体系，采取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和空间规划工具……认识到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并确保他们充分有效参与。”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中，包括森林、沙漠、高原、冰原、旱地、海滨等，世世代代积累形成了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传统知识，并随着生态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变迁不断发展和创新。
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什么作用？以传统知识中的生态习惯法为例，不仅有通常理解的、直接对动植物进行保护的传统信仰和行为准则，也有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进行分类、储藏、有效利用、综合管理、惠益分享和促进发展的传统知识和技术实践。
因此，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而言，传统生态习惯法不只是单一的保护准则，更是一个综合治理体系。例如地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澜沧江大峡谷的佳碧村，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群体性组织“姐妹会”。“姐妹会”制定了封山育林的村规民约，禁止砍伐树木和破坏森林植被，确定了封山育林的森林、树种、海拔和山坡位置，有利于高海拔地区树木和整个森林的生长。同时，“姐妹会”开展植树造林，最大程度恢复树种多样性，维护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各民族有着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知识，并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生物遗传多样性相关的生态习惯法，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进一步在生物物种资源保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高级别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刘冉阳 摄中新社记者：COP15第二阶段会议已经召开，您对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中国民族传统知识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作用有何建议？
尹仑：正在举行的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通过“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该框架中的2030行动计划具体目标13提到：“确保通过相互商定的条件和事先知情同意等方式，公平、公正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因此，我们应该思索“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的传统知识”这一主题，在相关国家法律和国际公约中承认并纳入生态习惯法的有益部分，从而实现传统知识及其生态习惯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的主流化。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幕。余瑞冬 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相关行动计划和地方性法规都提及了传统知识。2010年9月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指出，要开展试点示范，抢救性保护和传承相关传统知识，探索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共享制度，协调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同时，调查少数民族地区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实践，建立数据库，开展惠益共享的研究与示范。
2018年9月，云南省率先制定和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虽然提到了传统知识，但只是个别条款的原则规定，缺少可执行的细则及措施。
当前，印度、巴西、南非、马来西亚等国已制定生物物种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法律和制度，逐步开始承认和接受原住民、世居民族、土著民族和地方社区等传统民族社会的生态习惯法和制度，并将其融入现代环境法律体系。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进一步探索生物多样性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特殊路径和专门制度。例如，中国可在生物多样性资源和传统生态文化丰富的云南，基于相关传统知识，形成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地方机制，并将其进一步纳入《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中，弥补其不足。传统知识介入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就有法可依，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生物物种资源流失。(完)
受访者简介：
尹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土著与传统知识专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西南生态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云南中心研究员，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研究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气候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灾害风险综合治理、生态文明和生物多样性法治建设等问题研究。出版以《气候人类学》为代表的专著4部，在CSSCI和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2篇，累计公开发表学术成果300余万字。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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