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大地涌热潮——2023年开年推进乡村振兴一线观察******
回首2022,克服多重挑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深化;展望202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信号更加鲜明,举措更加精准。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
时光为卷,奋斗作笔。在希望的田野上,无数奋斗者的火热故事,汇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壮阔答卷。
产业高质高效:做好“土特产”文章增强竞争力
进入冬季,贵州香葱种植大户汪福华往年的“冬闲”成了“冬忙”。
应接不暇的客商电话,进进出出的运输货车……开年忙碌的场面让他找回了发展信心,“最近行情回暖,香葱又开始紧俏了,每天能卖出三四吨。”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黔陶布依族苗族乡骑龙村规模化种植香葱已有20多年,这两年因为价格低迷,当地特色产业险些被丢掉。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汪福华和乡亲们认识到:“小香葱”做成“大产业”,必须改变产业小散弱局面。“通过成立香葱协会和合作社,我们将订单拓展到外省,骑龙村香葱种植面积稳定在2000亩左右,90%以上的村民参与其中,全村人均纯收入突破了两万元。乡里正计划引进深加工企业,将产业链做得更长。”他说。
提高产业竞争力,离不开过硬的“三农”队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引进一批人才,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其留得下、能创业。
元旦刚过,安徽界首市邴集乡大董村,返乡创业青年董金玉正在蔬菜大棚里为即将到来的春节销售旺季做准备。
他7年前返乡创业,在村里帮扶下创办种植专业合作社,去年收入200万元。这是他近5年来效益最好的一年。
这5年,也是大董村从脱贫出列到发展成蔬菜特色专业村的5年——全村蔬菜基地发展到1600亩,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像董金玉这样返乡创业的“新农人”近年来越来越多。截至2022年11月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1220万人,农民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活力不断激发。
新的一年,董金玉谋划着自己的“小目标”:不断做优品质,提升产业竞争力。
农民富裕富足:走出增收致富新路子
一夜大雪过后,湖南十八洞村美景如画。
民宿店长杨云秋打开“十八洞悬崖酒店”微信号,把刚拍摄的视频发布在各大社交平台,很快就收到很多点赞和评论。
“像现在这样充满希望的生活就是最幸福的生活!”杨云秋一边忙着线上确认当晚入住民宿的游客一边说。
回到十八洞村6年的杨云秋,凭借踏实勤奋,一直从村里旅游公司的销售、讲解员,干到了民宿区的店长。目前,村里已经有276名像杨云秋这样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曾经,十八洞村闭塞贫穷,流传着“有女莫嫁十八洞”的苗歌;如今,村子的产业、文化等全面发展,吸引周边村镇融入“十八洞村经济圈”,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已达23505元。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老乡们走出了新路子,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好。
在辽宁营口市东岗子村,老乡们探索数字经济和农业产业深度融合,拓宽增收致富路。
掀开厚厚的温室大棚保温帘,一片花团锦簇,“花房姑娘”张野正麻利地整理花苗、修剪花枝。为拓宽销路,她邀请网红小镇主播来讲述花房里的创业故事。如今,张野的10个花棚每月可采摘鲜花15次,月销售额在18万元左右。
截至目前,营口市老边区网红小镇,共进驻了300多家直播运营机构,有主播超15万人,粉丝流量达3.5亿。2022年网红小镇所在的老边区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超1亿元,比2020年多了近一倍。
近期,《2022—2023年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青年主播”培育工作方案》公布,明确农业农村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快手开展“农村青年主播”培育工作,培养一批掌握短视频和直播“新农技”,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农村青年主播。
直播成为新农活,手机成为新农具,新观念、新方法也融进农民的生活,老乡们增收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乡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孕育生机无限
冬日暖阳下,农闲时节的宁夏关桥村更显惬意。
“你看我这村子,和城里比有啥差?”村民冯增虎走在村里宽阔平坦的石板路上,边走边介绍,只见路两侧民居红墙白瓦整齐划一,儿童游乐广场、幼儿园、卫生院等设施齐全。
关桥村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中的“海”字,就指海原。冯增虎曾在村里干了10多年村主任,见证了山乡巨变。
“新的一年,关桥村正在规划健康希望小镇,未来可以享受定期体检、送医上门……日子越过越有盼头。”冯增虎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各地乡村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通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84%,基本实现村村通电、通硬化路、通客车、通光纤和4G网络……乡村绿水青山不断“擦亮”,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徐徐展开。
和美乡村,孕育生机无限。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更加健全,乡村生产生活更便利,城乡差距全面缩小,农村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创业干事。
“这是老乡们自家的柴鸡蛋,真正小时候的味道……”
河北阜平县顾家台村,正在网上带货的小伙儿叫顾腾飞。他是2020年底村里第一批返乡创业的“90后”。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有30多名像顾腾飞一样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业,为家乡的振兴带来新观念、注入新活力,顾家台开始“腾飞”。
幸福绵延,生机无限。
新的一年,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国广袤大地必将呈现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前进!(记者侯雪静、严赋憬、向定杰、姜刚、张玉洁、杨稳玺)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