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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家中国航司恢复国际定期客运航班 民航市场加速回暖******

　　本报记者 施 露

　　1月18日11时，吉祥航空HO1325航班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顺利起飞，搭载201名旅客直飞泰国清迈，首班航班客座率达99%。此外，当天飞往泰国普吉的吉祥航空HO1321航班也于16时30分起飞。

　　这是目前中国航司首批恢复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班，有利于进一步有序推动出境游市场的健康恢复及提升航空市场活力。

　　销售数据显示，航班恢复当周，上述两条航线平均客座率超八成。随着出境游的热度不断升温及利好政策出台，旅游需求将得到持续、有序释放。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兰翔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相对2019年的平均价格，目前国际机票价格处于高位，整体国际航班恢复至正常水平仍需一定时间。”

　　将发力泰国航线网络覆盖

　　1月18日上午，吉祥航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举行仪式，庆祝率先恢复上海浦东至泰国清迈、普吉航线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班运营。“航空业正稳步迈向复苏，完全得益于各项政策的不断落地、优化。”吉祥航空董事长王均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成功恢复上海浦东至泰国清迈、普吉航线的每日航班运营，是航空与旅游业复苏的重大里程碑。我们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国际与地区航线得以恢复往日生机，这将为国家持续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源源不断的交通动力。”

　　根据航班编排计划，除了从2023年1月18日起分别执行每天1班上海浦东至泰国清迈、普吉的航线外，吉祥航空还将于近期对上海浦东至普吉航线实现增班至每周10班。

　　与此同时，吉祥航空将持续发力泰国航线网络覆盖，上海浦东至曼谷航线自原先每周1班加密至每周7班，其中每周三航班使用吉祥航空旗舰787-9梦想飞机直飞曼谷素万那普机场、其余日期航班将降落曼谷廊曼机场。未来，吉祥航空将视市场与客流情况，继续加密上海浦东至曼谷航线至每周8班。

　　“2023年是泰国旅游年，我们热烈欢迎中国游客到访泰国，体验历史悠久又富有地区特色的泰国文化，感受神奇泰国的新篇章。”泰国国家旅游局上海办事处处长罗兰在仪式现场表示，“我们期待吉祥航空未来能够开通更多泰中间直飞航线，通过航空运输的桥梁加深中泰一家亲的人文交流与两国传统友谊。”

　　民航业正快速修复

　　近日，吉祥航空控股股东——均瑶集团总裁、均瑶健康董事长王均豪公开表示，“航空市场正在快速恢复，不仅国际航班满座，国内航班也恢复到七八成的水平，随着中国春节的到来，还将继续回暖，相信国际航线还会不断加密班次。”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郭乐春认为，“出入境政策调整有利于促进国际航班有序恢复，但受限于国际航班编排审批，航班供给量不会大幅增加。目前计划航班数量仅400班，即使全部执飞也仅仅达到2019年的10%，机票价格仍处于高位。但是我们也看到，往返中国的直飞国际航班持续增多，恢复势头是可喜的。”

　　华泰证券在研报中表示，中长期来看，2023年或将成为我国民航复苏开启之年，我国民航业有望进入修复通道。供给端，机队增速放缓与内生需求之间的缺口逐年累积，将成为行业持续景气向上的重要催化剂，为航司收益水平和盈利上涨提供动力。

　　华创证券表示，春运首周(1月7日至1月13日)，铁路、民航客运量单日已接近2019年春运同期的80%左右，国内民航旅客量发送量已达到2019年春运同期的85%左右。春运第八天(1月14日)，全民航执行客运航班量12028架次，恢复至2019年春运同期的79.8%，其中国内航班量11752架次，恢复至2019年春运同期的94.5%。

　　数据显示，1月1日至13日，三大航航班量环比去年12月整体提升62.4%。另外，春秋航空环比提升23.8%，吉祥提升33.4%，华夏提升28%。票价上，1月14日全民航平均票价同比提升35%，较2019年同期提升8%。

　　从机场客流来看，今年春运至今，浦东机场日均航班量692班，较去年12月份日均航班量环比提升74%，航班量恢复至2019年春运同期的55%；白云机场日均航班量936班，较12月份平均提升129%，航班量恢复至2019年的74%，深圳机场日均航班量831班，航班量恢复至2019年的90%；三亚机场日均航班量383航班量恢复至2019年的105%。(证券日报)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