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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当局通过所谓“排黑条款” 台媒：假瞎子摸象，故意略过重点******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张若】“九合一”选举惨败后，民进党内检讨把矛头指向“黑金”。15日，民进党当局通过所谓的“排黑条款”，看似顺应民意，实则是企图转移焦点。

　　面对“黑道治台”争议频传，台“行政院”15日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正副领导人“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有四类人不能登记参选，包括安全犯罪、黑金枪毒重大犯罪、贿选及重罪重刑。比如针对黑金枪毒的重大犯罪行为，草案规定曾触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经判决确定，不得登记为候选人。目前，岛内规定曾犯内乱、外患罪，经判刑确定，不得登记参选正副领导人及公职人员候选人。此次修法增订，违反“国安法”“机密保护法”“情报工作法”及“反渗透法”也纳入规范。此外，7年以上重罪被判10年以上，经判决确定，修法也将限制其参选资格。台“行政院长”苏贞昌声称，排除“黑、金、枪、毒”参政是民众共同期待，也是该做的事。台“内政部”15日称，两项“选举罢免法”的修正，将有助于确立“清廉参政”，维护选举制度公平及公正性，如能顺利于2024年选举公告发布前完成修法，即能适用。

　　“我就问，你们提了一大堆林林总总的东西，处理到黄承国了吗？如果没有就是在转移焦点啊！”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芯称，绿营根本不想处理黄承国以及郭哲敏、林炳文等人，而且这些人没有参与选举，但是他们可以控制候选人，所以有实质影响力，“有权力的人看似有权力，实质背后被别人操控，这才是英系的黑金让大家觉得细思极恐的地方。而你提出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这只是转移焦点，想欺骗民众说我们在处理了”。徐巧芯提到的黄承国曾是蔡英文的“国策顾问”，现任民进党中常委，也是“天道盟”的头目，郭哲敏和林炳文也都是帮派分子，且与台湾警界高层关系密切。

　　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副总召集人赖香伶15日称，大家不要忘记，为何选前蔡英文站出来讲“终结黑金”，选后又爆出多起“黑金”勾结疑云，“台南88枪击案”至今未破，后面延伸出来的政商关系、黑道介入等，不能只通过“黑金条例”终结，“民众在看的是你有没有宣战、破案的决心”。

　　《联合报》嘲讽称，民进党很流行“不对症下药”。例如，输入大陆的农渔产品被禁，就声称对岸“打压”；被指“黑金治台”，便说要修法扩大“排黑条款”，却不处理中常委黄承国的问题，“假瞎子摸象便是如此，知道要故意略过重点”。联合新闻网称，民进党近来与“黑道”“黑金”等字眼形影不离，选后台北市“立委”补选开战两周，民进党参选人吴怡农又陷入“黑道疑云”，昔日协助吴怡农参选的黄承国备受关注。因此，民进党火速通过“排黑条款”，无非是提升社会观感，转移吴怡农卷入黑道的讨论，试图挽救台北市“立委”补选选情。文章批评称，是否为“假修法排黑、真转移焦点”，很快就会见真章，但若排黑只是攻防武器，也让选后检讨显得廉价。(环球时报)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