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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得罪年轻选民，又承受不住美施压，台当局在兵役问题上躲躲闪闪******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民进党“九合一”惨败后，兵役延长问题成了烫手山芋。一方面蔡英文当局为了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不敢得罪年轻人；与此同时，美国施压又使兵役延长问题箭在弦上。台媒为此质问道，若兵役延长与军购都因美国的压力，这样的当局还能让民众相信吗？

　　“当然是政治算计”

　　台湾《中国时报》19日称，台“国防部长”邱国正多次表示希望兵役延长案能在12月底前公告，如今距离摊牌时刻只剩下不到两周，但政策仍未宣布。原因就在于蔡英文办公室为选举考虑，企图以拖待变。根据台“兵役法”规定，如果义务役期延长一年以内，经“行政院”公告后一年即可实施。也就是说，如果今年12月底前公告，可在2024年实施，如果今年底前未公告，明年才公告，就得等到2025年才能实施。

　　一名军方官员称，如果是担心对2024年选举造成冲击，“现在不宣布，明年岂不是影响更大？”而如果能赶在今年底前公布，2024年正式恢复一年兵役期，经过精算，2024年满18岁的男子多数都在念大学，第一年征到的役男仅数千人，“连1万人都不到”。报道称，台陆军规划编5个后备新训旅，现已编成步兵117、109、101这3个新训旅，会在明年做好准备。前台南县长苏焕智18日透露，他一个朋友告诉他，民进党选举大败检讨，将延长兵役议题导致年轻人不投票列为败选原因，所以现在不敢再讨论延长兵役问题，怕影响2024年选举。他痛批，如果这个消息属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民进党整个党恐怕会被台湾人看破手脚，蔡英文和赖清德应该出来讲清楚。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痛批，民进党凡事都是政治算计，“兵役延长案会不会有政治算计呢？当然是政治算计”。

　　处理好两岸关系是根本

　　台“行政院长”苏贞昌18日针对兵役问题称，兵役延长案已在做最后整理，但关于防务、“外交”、两岸，这是蔡英文的职权，“行政院”会全力配合，有新做法会向民众报告。台“国防部”发言人18日称，役期调整议题所涉范围广泛，必须考虑国际及区域情势、防卫作战需求、提升台军战力及役男生涯规划等多方面因素，目前仍在以统整方式缜密研议。联合新闻网称，台军各部门目前仍在朝着不通过“立法院”修法的途径，以“恢复征兵制”、延长役期为一年进行规划，并且安排配套措施。

　　台军内部对于兵役延长看法不一。台“退辅会主委”冯世宽19日称，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实在太短，延长军事训练役合情合理，“的确要当一个战斗兵或者战斗人员，4个月的时间是不够的”，现在就是静待“国防部”的研究。有退役将领认为，兵役不但要延长，而且要延长到两年，延长到一年并不够。

　　但也有军方人士认为，现在台湾部队训练资源不足，再加上干部缺乏见识、知识、胆识情况下所形成的“部队文化”，无法吸引年轻人，军队又不愿投入扎实的训练，役期即使延长至一年，只具有心理安慰作用，既提升不了战力，又浪费了资源。该将领直言，民进党应该处理好两岸关系，这才是根本，延长役期不是解决之道。这次“九合一”选举，在野势力提出的“票选民进党，青年上战场”，使民进党全面崩盘，老百姓用选票清楚告诉民进党，他们不要战争。

　　蔡当局不敢违逆美方

　　延长兵役问题对民进党当局来说，似乎已是箭在弦上。《中国时报》19日称，如果民进党按照规划于12月底前宣布，等于承认当政多年把台海推到兵凶战危的处境，对2024年选举怎么会有利？但“役期延长是美方的要求，蔡政府咬牙也要推”。美国要台当局强化台军后备战力，蔡当局如实推动；美国要台湾增加防务预算，蔡当局照办；现在要台军恢复征兵，延长役期，“尽管对选举有影响，蔡政府也不可能违逆美方”。

　　所以，绿营目前就是试图把责任推到台军和马英九头上，要军方承认马当年推动募兵制是个错误。联合新闻网19日嘲讽称，当下绿营比蓝营更爱高喊“重视国防”，但是一旦出状况、抢着要自保时，台军永远不是绿营自己人，总还是要推出去挡子弹。《中国时报》19日称，马英九当局当年实施募兵制有两大背景：一是两岸关系缓和，二是役期只剩一年，等于年年在训练新兵，浪费军中资源，也浪费年轻人的时间。而且蔡英文2016年参选前推出“国防蓝皮书”，表示支持募兵制，为何直到美方要求才想恢复征兵制？文章称，美方要台积电赴美设厂，上千名工程师及家眷赴美，美国打什么算盘，绝大多数民众都看得懂，因此在11月26日举行的“九合一”选举中以选票作出回应，那就是民众不希望台湾变成战场，“选举惨败的民进党，还看不出问题出在哪里？”(环球时报)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