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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镇馆之宝丨陈梓生：一千多年前，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福州1月16日电 题：一千多年前，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专访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陈梓生
中新社记者 龙敏
作为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其中一件波斯孔雀蓝釉陶瓶现馆藏于福建博物院。这是1965年从福州北郊莲花峰五代闽国国王王延钧妻子刘华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
让人好奇的是，这些孔雀蓝釉陶瓶是怎样的一种陶器？是如何从西亚波斯地区来到中国的？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陈梓生研究馆员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了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福建博物院“镇馆之宝”，孔雀蓝釉陶瓶是如何发现的？这是怎样的一种陶器？
陈梓生：20世纪60年代中期，福建省博物馆(现名“福建博物院”)在福州市北郊莲花峰东宝山南坡，清理了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该墓早年被盗，大部分珍贵物品被洗劫，只清理出三件孔雀蓝釉陶瓶、三件石覆莲座和一组雕塑精美颇有盛唐遗风的陶俑。目前，这三件孔雀蓝釉瓶一件在福建博物院，一件在国家博物馆，另一件在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孔雀蓝釉陶瓶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器体都较硕大，器表均施蓝釉，造型特别，釉厚晶莹，胎厚质较松，断裂面呈淡红色，火候不高，属釉陶类。器形大小相近，均为敛口、鼓腹、小底，通高74.5厘米到78厘米。外腹壁是三组泥条堆成的幡幢状花纹，小腹为一道波浪纹。其中两件，肩颈部附三耳。
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引起了学术界普遍关注。权威专家推测，无论是器型还是材质，它都不太可能是中国古代窑口的产品，而是由西亚波斯地区传入的。
源自波斯的孔雀蓝釉陶瓶，因其具备特殊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堪称福建博物院“镇馆之宝”，不仅对中外陶瓷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与西亚地区人民通过海路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2021年，孔雀蓝釉陶瓶还曾代表福建博物院亮相《国家宝藏》系列节目。
孔雀蓝釉陶瓶。福建博物院供图中新社记者：孔雀蓝釉陶瓶为何被认定为产于9世纪前后的西亚波斯地区？
陈梓生：出土在五代闽国时期的刘华墓的孔雀蓝釉陶瓶不是中国的产品，而是舶来品。当时，闽国与南亚、西亚等地区都有商业往来，史书上记载：“福州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色类良多，价累千万。”显而易见，闽国的这些贡品中很多就是舶来品，带有浓厚的异国色彩。
从刘华墓的墓志铭得知，墓主人刘华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王刘隐之次女，于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出嫁闽国，为闽王王延钧之妻，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卒。由此可知，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的年代应为公元930年前之物。
根据史料，中国本土孔雀蓝釉出现的时间较晚，一般认为到明代正德以后即公元16世纪后才出现。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孔雀蓝青花鱼莲纹盘，年代在明成化年间；香港艺术馆藏蓝釉白花花卉大碟，年代也是明代。
再从孔雀蓝釉陶瓶的器形、胎质和器表纹饰看，类似器物在伊朗、伊拉克等多地都有发现，且其与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伊斯兰式釉陶相一致。
因此，这三件陶瓶的产地应该是来自古代波斯地区。古代波斯，素以制陶著称，陶器外施釉，釉色有黄、青、蓝几种，尤其是淡蓝色釉最有特色。
波斯同中国很早就有友好往来，隋唐之后，关系尤为密切，贸易相当频繁。有关专家认为，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应是古代波斯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于公元930年前输入到中国。
刘华墓中还出土了三件石雕覆莲座。据专家推测，它们应该是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的器座。在古代波斯，这类器皿常常用于盛油，为让器身稳定，波斯人往往将器底埋入地下。刘华墓中的孔雀蓝釉陶瓶，很可能是盛油做“长明灯”用的。该墓是石构墓室，地面也使用石板铺成，因此特别制作石雕覆莲座稳定器物。
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清理出三件孔雀蓝釉陶瓶、三件石覆莲座和一组雕塑精美颇有盛唐遗风的陶俑。福建博物院供图中新社记者：这些精美的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陈梓生：这种孔雀蓝釉陶瓶并非西亚陶器流传到中国的孤例。福建省博物馆专家曾在泉州惠安螺阳镇凤旗山王潮墓调查时也有发现孔雀蓝釉陶片数片，其釉色、陶质和器胎厚薄均与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相一致。
王潮原名王审潮，五代十国之一闽国的奠基人，死于唐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刘华死于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前后相距32年。从年代上看，在公元898年到公元930年，孔雀蓝釉陶瓶作为随葬品入葬，可能是闽国王公贵族的一种随葬礼仪或习俗。
在福建博物院展厅展示的这件孔雀蓝釉陶瓶，形体较大，而且陶瓷比较易碎，经不起多次辗转，应该是从伊朗直接运达福州。也就是说，孔雀蓝釉陶瓶是通过船载，沿着海路，从福州港进入闽国的。
自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逐渐衰微或中断，而“海上丝绸之路”运输能力跃居中西交通首位。当时，由于中国造船业发展以及海航技术的进步，唐代有一种叫“苍舶”的大船，长20丈，可载六七百人；还有一种叫“俞大娘”的海船，能载重至3万石。
在五代十国时期的东南沿海，福州港已经崛起。据薛能《送福建李大夫》一诗云，福州有“船到城添外国人”，反映了福州与海外通商的盛况。当时的福州港已是“波斯货”进入中国的转口贸易的重要港口。《全唐书》文献中亦记载，当时已经有商人经营波斯商品进入中国的贸易，而且在贸易中挣了很多的钱。
刘华墓发现孔雀蓝釉陶瓶之后，扬州、宁波、泉州、桂林和容县、广州等地也有类似器物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桂林和容县外，都是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海路贸易经济的繁荣昌盛。
在福建博物院展厅展示的孔雀蓝釉陶瓶。吕明 摄中新社记者：孔雀蓝釉陶瓶的出土，见证了古代“海丝”的繁荣。如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推进，如何以古鉴今，让丝路精神薪火相传？
陈梓生：孔雀蓝釉陶瓶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是海外输入商品之一，也是中国与西亚地区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
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主阵地之一，其拥有的文物资源承载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人民的共同记忆，促进了沿线地区思想文化交流，对社会发展和民族意识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新形势下，博物馆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文物、展览引导观众回望辉煌的文明发展历程。
福建博物院外景。福建博物院供图福建博物院于2013年联合中国沿海七省45家博物馆，荟萃300多件文物精品，举办了“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截至目前，该展已赴中国多个省市展出。
同时，为了让广大青少年进一步了解“丝绸之路”的千年风貌，我们以瓷器、丝绸服饰、茶、香料、动植物、食物、航海术、造船术为主题，研发了八大系列教育课程；在展览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科普读本《舌尖上的丝绸之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通过展览的举办和教育活动的开展，希望让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深刻感受到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丝绸之路”文化内涵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陈梓生，研究馆员，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中国博物馆协会社教专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主要致力于博物馆公共教育及传播推广领域研究，主持并参与编写《文物故事——福建古代文明通识读本》《舌尖上的丝绸之路》等。
Paxlovid仿制药猜想****** 1月10日，“辉瑞称正与中国伙伴合作”的消息引发市场热议。有报道称，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Albert Bourla在旧金山举行的摩根大通医疗保健会议上表示，正与中国的合作伙伴携手，预备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在中国提供新冠口服药Paxlovid。同时Albert Bourla否认了有些中国公司生产及销售Paxlovid仿制药的消息。在辉瑞Paxlovid无缘医保后，相比降价幅度争论，供应是业界更关注的焦点。若实现本土化生产，Paxlovid的“一药难求”能缓解吗？ 本土化生产 Paxlovid本土化生产提速。Albert Bourla在旧金山举行的摩根大通医疗保健会议上表示，正与中国的合作伙伴携手，预备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在中国提供新冠口服药Paxlovid。 辉瑞中国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证实了上述消息。“Albert所提到的就是早些时候与华海药业签订的本地化生产协议，并不是新发生的事情。目前我们双方正在积极推进。”该负责人说道。 2022年8月，华海药业与辉瑞签订了《生产与供应主协议》，华海药业将在协议期内(5年)为辉瑞公司在中国大陆市场销售的Paxlovid提供制剂委托生产服务。具体的合作内容为，辉瑞提供奈玛特韦原料药与利托那韦制剂，华海药业负责奈玛特韦制剂生产，并完成组合包装。 据上述合作内容，华海药业生产的为Paxlovid原研药，而非仿制药。“目前我们公司正配合辉瑞加速推进Paxlovid本地化生产项目的各项工作，以保障Paxlovid在中国市场的充足供应，持续满足中国患者的新冠治疗需求。”华海药业相关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说道。 辉瑞方面同时对Paxlovid未进医保的原因作出了解释。辉瑞称，辉瑞与中国就Paxlovid在华定价的谈判已经中断，原因是中国政府要求的价格低于Paxlovid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售价。 虽然Paxlovid未能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辉瑞方面称，仍将一如既往地配合政府和其他相关合作方，确保Paxlovid在中国市场的充足供应。对方给出的时间表是，未来3-4个月内通过中国本地合作伙伴实现新冠口服药Paxlovid本地化生产。 强仿消息不实 在“一药难求”的背景下，各路黄牛层出不穷，药价炒到上万元，市场上的印度仿制药更是真假难辨。随后，市场传出国家药监局作为牵头部门正与辉瑞就Paxlovid的仿制药合作进行谈判的消息。 辉瑞方面对此予以否认，辉瑞称，报道称中国方面正在与辉瑞就允许当地制药商生产仿制药并进行销售一事进行沟通的消息是不准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了可以颁发强制许可的几种情形，具体包括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专利药品的制造和出口颁发强制许可等。 北京中医药大学岐黄法商研究中心主任、医药卫生法学教授邓勇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Paxlovid强仿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国家没有动用强制许可制度的先例。少数几个药企曾申请过，也没有成功，比如当年甲型H1N1流感猖獗的时候，白云山制药总厂研发的达菲仿制药‘福泰’因没有获得罗氏制药的许可，于2009年试图向国家药监局申请启动强制许可程序，最终也没有通过。” 邓勇进一步表示，这背后是我国药品政策强调守正创新、保护企业创新积极性的考虑：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但由于强制许可制度实质架空了专利制度，因此在有替代手段(药企捐赠、医保支付、社会援助)的情况下，不会考虑采用强制许可。如果贸然地采取强制许可，开了先河，那么药企面对动辄投入百亿、耗时极长的新药研发就会望而却步，马上就没有国内企业愿意开发新药了。这样久了以后，就会导致行业里全是仿制药企业，这些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壁垒，整个市场就会充斥着恶性竞争。 比起降价幅度，Paxlovid的供应是业界更为关注的话题。不同于需要长期服用的慢性病药物，Paxlovid作为新冠治疗药物，有其特殊性。部分患者的需求是，哪怕自费，只要能买到也行。 业内人士撰文指出，“希望Paxlovid进医保，不仅是或者说不是想着这个药能降价，而是希望进了医保之后，这个药的供应能够得到保障，感染了之后符合条件——重症风险高的人能及时用上”。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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