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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致中新社建社70周年的贺信在中新社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中新网北京9月23日电 (记者 梁晓辉)“70年来，中新社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坚持为侨服务，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发挥了积极作用。”9月23日，在中新社建社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中新社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祝贺。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在中新社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当天下午，中新社召开社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

9月23日下午，中新社召开社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　蒋启明 摄

　　“在中新社建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对中新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为做好国际传播工作指明前进方向，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中新社社长陈陆军说，“站在新的起点上，中新社将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加快融合发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回顾中新社走过的路，可谓70年风雨，70年辉煌。”中新社原副社长、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说，中新社当年从47人开始，到拥有一支2000多人的专门人才队伍，一代代中新人怀揣理想，不忘初心使命，甘于奉献付出，成就了今天的国际传播事业。“读了贺信，我倍感欣慰，也倍感骄傲和自豪！”

　　中新社70年的发展，离不开党中央的关心和指导。1952年，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下，在习仲勋、廖承志、王稼祥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中新社肇始创建。当年10月1日，中新社向海外发出了第一篇广播新闻稿《首都纪念国庆节举行隆重阅兵式》，以此标定了10月1日作为中新社的社庆纪念日。70年来走过的历程证明，党的坚强领导始终是中新社发轫、成长、嬗变的根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新社始终把全方位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总书记大国领袖形象作为工作重点，倾力打造重点品牌融媒体专栏“近观中国”等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活动的栏目，推出富有中新风格和差异化、辨识度的核心报道精品，充分展现大党大国领袖领航掌舵的作用。“近观中国”专题策划推出的“大变局·中国治”系列报道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中新社政文部副主任郭金超表示，我们要不断增强履职尽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习近平总书记活动报道和党的创新理论宣传作为重中之重，紧扣新时代中国发展的重大议题，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用心用力用情推出更多展现新时代风貌、彰显中国气质的新闻作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传播。

　　在长期的对外传播实践中，中新社注重遵循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规律，以新闻立社、以特色兴社。“走过70年，中新社以独具特色的‘中新风格’成为中国新闻界的‘奇兵’，发挥着联通中外的桥梁作用”，中新社总编室主任张红认为，站在新起点上，我们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中新社作出的重要指示，创新话语表达，当好国际传播的“国家队”。特别是在党的二十大报道中，我们将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帮助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

9月23日下午，中新社召开社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　蒋启明 摄

　　中新社因服务海外华文媒体而生。在建社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新社要“积极联系海外华文媒体”的要求。中新社海外中心主任黄耀柏表示，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蕴涵了对国际传播的高度重视和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深情厚谊。“我迅速将总书记贺信的内容分享给海外华文媒体同业，他们纷纷向我社表达祝贺的同时也非常振奋，称赞这也是对海外华文媒体的最好鼓励。”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中新社坚持爱国主义的报道方针给予了肯定，提出“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要求。中新社港澳台部主任魏群说，我们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海内外各领域宣传报道工作，广泛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从创办之初，中新社就被赋予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定位。中新社评论理论部主任董会峰说，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赋予中新社重要使命。中新社的特稿专栏“东西问”聚焦文明互鉴，依托中外专家，注重学媒结合，网络综合阅读逾10亿人次。“落实总书记贺信精神，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我们的探索永远在路上，需要付出更艰苦努力。”

　　在中国著名侨乡福建，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长徐德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多次提出福建要增强侨务意识和机遇意识，更加重视侨资、侨力、侨智。此次，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对中新社“坚持为侨服务”作出了肯定。未来，我们要继续以侨为桥，凝聚侨心、发挥侨力、维护侨益，以更主动的姿态做好涉侨新闻报道。

　　河北、浙江、上海等分社负责人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贺信精神，结合当地实际，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入职7年的中新社青年记者杨程晨说，我刚好走过中新社时间刻度的十分之一。作为新一代的中新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指引，赓续红色血脉，牢记使命嘱托，以自信的态度、高昂的热情、专业的水准，更加生动活泼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贺信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守正创新，加快融合发展。”中新社总编辑张明新表示，中新社正在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着力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式的立体化宣传报道格局，将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完)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